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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伟大”理念对音乐学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9-10-31

  摘    要: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伟大”理念将音乐学从传统反映论的解释框架当中解放出来,并提供了一种参照,一种看待音乐生成实践的视角和眼光,它辨别了“历史的伟大”与“艺术的伟大”两种情状,实现了音乐学从内部理论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转型。深入探讨音乐学的美学转向问题,可以拓宽音乐学的研究视野,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无限场域。

  关键词: “伟大”理念; 音乐学; 美学转向;

  Abstract: Alfred Einstein's great ideas liberates musicology from th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reflec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a perspective and eyes on the practice of music generation. It distinguishes the greatness of history from the greatness of art. It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sicology from internal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external research. The aesthetic turn of musicology is discussed in depth. It can broaden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musicology and provides a broad field for the study of related issues.

  Keyword: "great" theory; musicology; aesthetic turn;

  一、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及其“伟大”理念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是美籍德裔音乐学家、德国《音乐学杂志》首任主编,是《里曼音乐词典》第9-11版的修订者。多年来,他一直被音乐学界认定为在意大利牧歌、莫扎特音乐、浪漫主义音乐研究领域的权威。他是为数不多的敢于且能够探寻“伟大性的奥秘与真谛”的人,是一位声名卓越、影响深远、备受爱戴并为音乐学术的繁荣作出巨大贡献的当代音乐学者,在西方音乐学界享有崇高威望。1在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时代,争论不休的学术氛围充斥着人文学科领域。美籍匈牙利音乐学家、音乐批评家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曾对那一时期的学术氛围有过形象的描述,他认为,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奥托·金凯尔代、库尔特·萨克斯这三位学者“所辛勤耕耘的那个时期,还称不上文明教化和训练有素……学术的象牙塔并不像初学者想象的那样孤立绝缘和不受伤害,事实上,这座细长的高塔布满了口诛笔伐的‘炮眼’。公众冷漠地观看着争斗,却并不了解产生争斗的原因。他们更乐于忽视那些争斗的派别,转而支持那些主导着音乐—文学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半吊子和假内行们”[1]211-212。然而就在那个时期,“历史音乐学的焦点已渐渐从风格批评———在20世纪初由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及其他德高望重的现代音乐学先驱学者们所开创的新起点———转向社会批评的视角。此外,系统音乐学所提出的音乐中的科学成分,特别是声学和心理学,正在进入研究视域的中心。同时我们也常常发现,迄今被认定的纯音乐问题,有可能更是社会问题而不仅是艺术问题”[1]71。在这种对传统音乐学提出质询的学术环境中,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凭借着坚定的道德自律和高度的责任感,怀着对学术的热爱,积极献身于学术事业中,对西方音乐学理论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诠释。他以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深入的考证、畅达的文思,于1941年完成了《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该书显示了他在文学、哲学研究领域极深的造诣和治学天赋,并将其对音乐艺术研究中富于洞见的评论呈现在音乐爱好者的面前,可谓观点新奇、脑洞大开。《音乐中的伟大性》解析了“伟大性”的意义,深入探索了造就“伟大性”的多方面条件,从而为“作曲家何以伟大”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伟大”理念一方面从历史维度着眼,将伟大视为文献性的“化石”,对“伟大”的概念进行了重解;另一方面从艺术维度着眼,通过对音乐史教科书上普遍公认的九位重要作曲家即韦伯、门德尔松、格鲁克、舒曼、柏辽兹、李斯特、威尔第、瓦格纳、勃拉姆斯音乐艺术特点的点评,来说明其各自所具备或缺失的“伟大性”,将伟大视为关于人本主义和艺术发展之美的“永恒”与“不朽”。这一论述影响到后来的音乐美学、比较音乐学、音乐史学等学科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背景下音乐学的美学转向。这一转向使音乐学理论从传统的反映论的知识体系当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影响音乐学生成的外部构成要素,由此使音乐学主体性构成及美学性、文学性、哲学性特征得到充实,也促进了音乐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音乐学在更高层面上进入了文学、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领域。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伟大”理念对音乐学的影响
 

  二、“伟大”理念的内涵及其阐释的力量

  (一)历史的“伟大”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伟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他所指的“伟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作用。也就是说,从“历史”维度着眼,所谓的“伟大”其实是易变的、可争议的。例如,他认为迪费的尚松、若斯坎的经文歌、贡贝尔的弥撒、拉絮斯的牧歌或者蒙泰威尔第的歌剧《奥菲欧》《波佩阿的加冕》等大师们的作品,在他们的时代曾经无比辉煌耀眼,如今却几乎被人遗忘;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却不同。虽然在巴赫的时代,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人们的理解,更不用说得到认可。幸运的是,巴赫所处的巴洛克时代是宗教战争和探索新世界的时代。在新世界,伴随着宗教改革诞生的、体现改革精神之特征的华丽赞美诗和众赞歌照亮了人们的生活,音乐通过歌唱赞美诗为宗教服务。在那个时代,教堂盛行,管风琴承担着为歌唱赞美诗伴奏的重要功用。由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器乐的兴趣大增,对乐器方面精湛技艺的追求更加强烈,因此巴赫在当时仅仅被世人认定为管风琴演奏家和音乐活动的指挥。然而,正是他高高超脱于平庸市侩之上的艺术人格,正是他赞颂上帝的音乐创作目标和动机,正是他对纯洁灵魂的崇尚,使他的宗教音乐———大约200首教堂康塔塔流传至今,成就了巴赫超凡脱俗的宗教精神。巴赫的音乐可以直接通向人类神圣的精神世界,是人类的灵魂经过升华之后的音乐语言。巴赫以冷静的态度、精湛的技艺和崇高的宗教精神成全了他自身的伟大,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巴洛克风格登峰造极的作曲家、音乐家,被称为音乐史上的巨人、具有崇高灵魂的音乐“诗人”。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作曲家个体连同其艺术人格还原到历史长河与时代情境中去,将“伟大”理念融汇贯通于音乐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之间,明确地表述出历史的“伟大”是一定时间内的伟大,是相对于某个时代而言的“伟大”。历史的伟大理论为传统的音乐学观注入了新思,强调了社会学、美学、历史学对音乐伟大性认知的重要作用。伟大不是始终不变的,不同时代伟大的变换显现出不同的表征,从巴赫、莫扎特到马勒,伟大的变换表现为显明的历史性自然纳入与社会主流思想的变化。

  美籍匈牙利音乐学家、音乐批评家保罗·亨利·朗曾指出:“音乐学常被看作是一个以知识为化身的生命体(a body of knowledge),然而若对这一看法进行反思就会发现:本质并非如此。历史一再证明:一种学术知识若已停止发展,便不再是学术真知。”[1]10

  事实上音乐学在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处在不断地延续和变化之中,音乐学的经典作品以其永恒的美学价值为历代人士所崇尚和赏鉴,形成超越历史的恒久存在。当巴赫在他生命的尽头创作具有超自然生命力的《音乐的奉献》和《赋格的艺术》时,他从音乐上和精神上跨越了几个世纪而进入了更遥远的时代,将自己的作品带进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在这个美丽、纯粹的世界中,巴赫成就了自己的伟大,激发了自身对音乐创作的蓬勃创造力,铸就了西方圣乐的永恒。巴赫的伟大表明,历史的“伟大”只能使音乐学呈现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逻辑演变过程,但若用美学的视角对音乐学囊括的音乐作品加以阐释,并使其升华至艺术的“伟大”,彰显其独特的魅力,就可以给予音乐经典经久不衰、永远流传下去的无穷力量。

  (二)艺术的“伟大”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我们伟大的过去再不会从世界上消亡,这个巨大的精神宝库,经几个世纪传入我们手中,出于几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纯正和最伟大的心灵。”[2]142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话语确定了心灵对音乐中伟大性的生成作用。音乐的“伟大”要求人类构建一个内心世界,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心理学基础之上的美学观点。我国着名哲学家李泽厚指出:“美只对心灵才开放,艺术品作为审美对象既是一定时代社会的产儿,又是这样一种人类心理结构的对应品……”[3]233而音乐作为一种声音的艺术,则更应凸显人类内心世界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伟大的音乐家善于“以自己的眼光来构建自己的音乐世界”[2]72,他们人格独立、精神独立,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建立起一个美好的王国。他们坚强、自信,即使面对变幻无常的社会,也不会丢掉自己的信仰和微笑。例如,在最纯粹的古典主义风格中创造了浪漫主义艺术作曲家,传统主义者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就是这种拥有独立精神世界的作曲家。当同时代的作曲家们疯狂追求浪漫主义音乐的时候,2勃拉姆斯却矜持、冷静地维护并发扬传统,他的目标就是要表明新的、重要的东西仍然可以用18世纪大师的传统表现出来。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用舒曼的话来讲,是“贝多芬式的”。从《c小调交响曲》的精神到《第二交响曲》的田园式安宁,到《第三交响曲》的准英雄主义,几乎都与过去时代的伟大艺术相关联。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伟大性的问题,在于这个事实:他不是个瓦格纳式的革命性人物,而是一个后来者,一个生于他所属的时代之后的人,而且,他懂得这点。他知道自己生晚了,而且可能是太晚了。”[2]56“他的音乐是一门活着的回忆的艺术,与过去的联系在每一处都有艺术力量”[2]57,“他的艺术必定是一种对爱和诚服的表达[2]58。这种不随波逐流的伟大精神使勃拉姆斯的音乐创作成为了他自身的传神写照,并在不断升华自身的模式中超越自我所处的环境。作曲的超越性,为过去的音乐艺术增添了光彩,为作曲家置身其中的创作环境引入了传统的美丽,营构出“穿越时空”的音乐气息,使古典艺术的美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作品中熠熠生辉。作曲家内心世界的强大、对音乐艺术的执着追求成就了其音乐作品的伟大性。

  音乐的终极目的是消除乏味、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升华灵魂。围绕伟大与内心世界这一重点问题,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从美学的视角阐述了对音乐的认知。他认为:“在16世纪,音乐不是激动人心的,而是镇静的:是来自天堂的礼物,它升华人的灵魂,荡涤、安慰、抚平人的心灵。”[2]84艺术性的伟大能够充分发挥人类内心世界的所有力量,使经典音乐具有了一种崇高的品质。伟大的音乐不仅是人类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艺术性音响,还是人类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是潜藏于人类灵魂深处无限热情和渴望的真实表达。笔者认为,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提出的艺术的“伟大”理念偶然性地从美学视角去关照传统音乐学的发展。从此以后,人们对音乐学的认知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理论阐释立场,而是更多地从心理、精神层面的美学视角出发推演出音乐学的知识,并将音乐学置于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的场域,使音乐审美意识、音乐美感经验、音乐上界等审美因素在音乐学的研究中大放异彩,使人们真正领略伟大音乐的魅力、领悟伟大音乐的真谛,用心灵的语言———音乐作品中艺术的伟大性营造了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世界,为人类的精神性存在成为永恒提供了无限的动力和能量。

  三、“伟大”理念作用下音乐学的美学转向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哲学思辨使伟大与时代精神的表达相遇合,从而赋予了伟大时代性和哲学性。他的音乐哲学绝不单纯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而是体现出全方位视角下文化政治的双向性。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关注精神、心理、批判、历史,眷注哲学、历史学的命题,并对美、崇高、艺术、情感乃至感情世界的彰显充满浓厚的兴趣。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音乐哲学是多元的、网状的,难以被人理解却又现实存在于音乐艺术研究之中。它触及到人性的边缘地带,在形而上层面关注伟大、热爱、独特、高度、超脱、纯粹、抽象等自我超越的意象。正如美国当代哲学家、鲁特格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基维( (Kivi)所言:“音乐的美、旋律或其他方面的美,是非凡的,但并非不可思议。”[4]61可见,美学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在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美学相遇合的过程中被无限扩容,几乎能够与所有其他学科相连接,如文艺美学、生态美学、艺术美学、音乐美学、科技美学、生活美学等。人类对音乐学的研究被扩容为一种星散式的音乐学与美学之间的审美渗透、审美应用、审美互文、审美控制和审美交流。

  在《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音乐家们纳入到历史与艺术构建起来的“伟大”畛域之中,从美学的视角对音乐家们及其音乐作品进行有据的研究。他借用巴赫具有超自然生命力的《音乐的奉献》和《赋格的艺术》,阐释了美学思想能够改变音乐作品艺术价值的功能。他指出:“他是完美者和终结者,不是一个时代的,而是几个世纪的。当巴赫在他生命的尽头创作《音乐的奉献》和《赋格的艺术》的时候,从音乐上和精神上,他不再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而是在一个更早的世纪……巴赫跨越这几个世纪进入了更遥远的时代……”[2]106巴赫通过具有崇高精神的音乐创作将听者带入了一个自我的世界,从而赋予乐谱本体以新的意义。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欣赏者不仅可以从美学的维度去鉴赏每一首音乐作品,而且可以把精神世界的镜子放在每一首音乐作品的面前,使其真切地映现出作曲家独具匠心的价值所在。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描述了“今天的音乐”,即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勋伯格的音乐、欣德米特的音乐等,这些音乐挚爱、真诚、真实、善良、温暖……他用准确而形象的语言清晰地表述了自己对音乐学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超越了历史和社会的有限性,使音乐学通向了人类的精神家园,隐喻地揭示了美学与音乐学之间的关系:音乐生成的局限性并不影响音乐本体的美感,即便是作曲家创作的本源目的并不源于伟大的思想,其自然美的性质依然被后世的人类所发现、探究,并从审美趣味、审美格调、审美风尚和时代风貌的美学维度予以其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由此,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完成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阐释。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关注的是伟大所生成的高尚境界,而不是对事物具体的认知。他从美学而不是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解析“伟大”的常识和特性,他认为,伟大是超越自我的无我精神,是建构内心世界、自足完整艺术生命、自由驾驭音乐领域的才能,它贯穿于音乐学的伟构之中,是肉体生命与艺术生命的超然契合,是形成完成某种艺术使命的自我意识,具体化为“完美”理念、“升华”阶段及“杰作”问世。“伟大性”不是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伟大”,而是审美风尚和时代风貌的产物,在崇高的文化内涵烛照下,伟大性能够作为一种超然性的力量而存在。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确立了在审美本原上的伟大观念并高度眷注崇高的意象世界,为构建音乐学理论提供了新思,为音乐学的美学转向夯实了基础。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伟大理念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美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中吸收养分,生成了学科交叉的理论形态,并作用到它们对乐谱本体的构成和对音乐学的特性及对音乐学批评的认知过程之中。音乐学的实质就是一种对音乐中伟大性的审美,表现为对风格、体裁、观念、艺术人格、历时性视角、音乐表现等音乐美育的眷注,音乐学的确立更与社会美育、美学、音乐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伟大”理念强调,伟大不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而是一种引领人类进入幸福、崇高境界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以知识为参照物,富有积极性、易变性的知识体系,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学新思的影响,因而绝不可能是孤立的。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通过对音乐伟大性的多方面深刻阐释,对传统音乐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他的理念使得音乐学不再仅仅是研究音乐知识技巧的学科,而是具备了美学性的超越品质,这种品质是单纯追求音乐知识和音乐技术技巧所不能企及的。他的理念破除了传统音乐学的窠臼,站在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音乐学进行了重新理解,这种认识论的转向令人耳目一新。因此,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伟大”理念实际上为我们悬置了一个通向伟大音乐的至高境界,并为音乐学理论同其他人文学科理论之间的相互交融与渗透提供了无限的场域,从而为音乐学转向美学领域进行交叉学科的跨学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障,使音乐学的美学转型成为可能。

  四、结语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伟大”理念致力于对音乐创作者的风格分析,其哲学思维为传统的音乐学观开启了新思———音乐学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是音乐家的创造性成果、乐谱内在的音乐学性特征和感知的精神力量概念,而是更多地关注始终处于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实践过程之中对伟大进行考量。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其哲学维度中引入对审美的分析,不断地扩容音乐学,使音乐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伟大、崇高等形而上精神追求的重要途径,更是审美易变的载体。它富含微观文化美育的研究旨趣,更烛照了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为新音乐学的转型以及音乐史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美学等音乐学学科的美学转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用一个美好、善于接纳的探索者的灵魂向人们介绍伟大的音乐,他的伟大理念揭示出知识、人本主义、社会、文化及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新音乐学的建构提供了学理路径的新思。在文艺美学的研究者眼中,音乐学实质上是一种从审美的视角去探寻音乐伟大性的学科,伟大与心灵的宇宙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音乐学的存在更与社会美育、历史、艺术审美的发展紧密相关,从而赋予了音乐学的哲理性、艺术性、历史性、审美性。通过将音乐学置入特定的美学畛域和众多因素的彼此影响之下,比如意识形态的掌控、伟大意义的探究、伟大认知的讨论与探寻等,音乐学便更加关注内在终极价值的考量,如时代的审美取向、道德评价等,并把对拘囿于历史、时代、地域的伟大的研究转向对艺术的伟大的追问与探寻。

  关注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伟大”理念带来的西方音乐理论的美学转型问题,对现今的音乐学、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人的心灵世界被宣扬。音乐的伟大呈现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精神升华是这种境界的产物,它是纯洁、高尚、崇高、神圣的。伟大的音乐崇尚人的思想、感情、天性、体悟,这直接引致了作曲家艺术生命的自足完整和内心世界、心灵家园的建构,并引致了欣赏者的审美心理被精粹的理解,审美能力得到总体的提高。第二,审美及音乐学性特征被重视。由于关注了乐谱的审美意蕴和音乐学特征,考察了人本主义及音乐美学在乐谱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音乐学拥有了赖以生存的情感性、想象性、思辨性和超越性理念,音乐学与非音乐学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致使其独立性不复存在,更容易与社会学、美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相互交融渗透、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伟大”理念,从人本主义、哲学审美、意识形态等研究视角来阐释音乐美学,研究音乐学文本,充分解析了音乐学的主体构成和审美特性。当这种研究走向极致,实质会明确音乐学的精神价值和学科属性,这给音乐学的生存发展带来重要的积极影响。由此可见,音乐学的美学转向,既是对传统的音乐学内部研究模式的一次革新,也迫切需要给予各种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当下的音乐学、美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审美、音乐学与文艺美学、哲学、美学之间的融通关系,进而探索出一条从美学视角来研究确定音乐学、美学理论的互文式发展的学术新路径。

  参考文献

  [1][美]保罗·亨利·朗.音乐学与音乐表演[M].马艳艳, 译, 孙国忠, 孙红杰, 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美]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音乐中的伟大性[M].张雪梁, 译, 杨燕迪, 孙红杰, 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李泽厚.美学四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4][美]基维.音乐哲学导论:一家之言[M].刘洪, 译, 杨燕迪, 审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注释

  1 据考,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 (Alfred Einstein) 是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的远房堂弟——自太祖莫伊塞斯·爱因斯坦 (Moyses Einstein) 以下第六世堂亲。他早年学习法律, 后入慕尼黑大学主修音乐, 钻研文艺复兴末期至巴洛克初期的器乐历史, 23岁便以《论16-17世纪德国古代大提琴的文献》一文获博士学位。曾任德国《音乐学杂志》首任主编 (1918-1933年) , 《里曼音乐词典》第9-11版修订者, 《慕尼黑邮报》及《柏林日报》特约评论员 (1927-1933年) 等职。此外, 他还是着名的“克歇尔莫扎特作品目录”的主要修订者 (1936-1945年) , 并以资料详实和洞见深刻的《莫扎特:性格与作品》 (首版1945, 第四版1959) 一书闻名于世。后因纳粹当权而移居美国。曾先后执教于史密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哈特福特大学等知名高校。1949年出版的三卷本专着《意大利牧歌》, 被誉为该领域第一本精深论着。此外, 还出版过《音乐简史》 (首版1917年, 第六版1953年, 英译本1936年) 、《音乐中的伟大性》 (1941年)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 (1947年) 等书, 并有关于舒茨、格鲁克、舒伯特等人的专题着作问世 (1928年, 1936年, 1951年) 。参见[美]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着《音乐中的伟大性》, 张雪梁译, 杨燕迪、孙红杰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序第3-4页。
  2 浪漫主义时代 (1820-1900年) 的特点是个人的、主观的手法, 而它前面的古典主义时代 (1750-1820年) 的特点是秩序与客观性品质。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是耳熟能详的旋律, 表现力丰富的和声, 以及宽阔的、扩展了的曲式。[美]约瑟夫·马克利斯、克里斯廷·福尼着《音乐欣赏圣经 (上册) 》, 徐康荣,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第8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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