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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美国学者鼓吹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
发布时间:2019-10-31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日益相互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部分美国学者不断鼓吹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他们先后炮制了所谓中国制造威胁论、中国贸易威胁论、人民币汇率威胁论、中国经济模式威胁论等形形色色的错误论调。

  关键词:美国学界; 中国; 经济威胁;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日益相互依赖是显而易见的。增长的经济融合扩大了中国的安全,因为"这种融合创造了中国与它的经济伙伴,如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共同利益,如果没有这种融合,就会对中国利益造成威胁。"然而,部分美国学者不断鼓吹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 比如,《外交》杂志2013年刊发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金骏远题为的《现实和当前的中国威胁:现在是华盛顿担心的时候了》文章。再比如,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乔纳森·斯潘塞认为,中国崛起的前景已经引起无休止的猜测和争论。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崛起"就是指它的东山再起。它还可以意味着从某种消沉或沉寂期复苏。但是,"崛起"还可以意味着一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变化。难道一个国家的崛起总是伴随着另一个国家的衰落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冲突几乎注定会发生。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错综复杂的国家,上述问题就更加棘手了。中国是一种显然过时的革命理念的扞卫者,一个新型的地区强国,储量越来越少的矿物燃料的主要竞争者,现在还拥有数额空前的外汇和投资。只有系统了解美国同行的错误观点,才能更好地有针对性地作出回应。基于此,本文对美国的相关观点加以初步的梳理和归纳。

中国经济

  1 中国制造威胁论

  一些美国学者打着貌似客观中立的旗号,大肆鼓吹中国制造会对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造成威胁。

  世界银行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拉斯指责道,中国的廉价产品冲击着欧洲那些脆弱的传统制造业,许多在中国成功的欧洲公司正不断加大投资招募人手,同时在本国内却在不断削减工作岗位。

  耶鲁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认为,从新加坡到东京,一直有声音在警告说,如果眼下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经过一段时期的全球分散后,制造业也许会在中国重新整合。这种情况不仅将加强中国的实力,而且会削弱北京在亚洲的经济对手的力量--这些对手有许多是美国的政治盟友。加滕写道,由于中国人的工资只是墨西哥人的1/3,"足够数量的工厂、转包商和专业卖主创造出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竞争环境".他接着说:"最大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这么强、甚至把中国当成了工业生命线,它不久就会脆弱到危险的地步。"

  2002年6月号的《哈泼斯杂志》在显着位置上登载了巴里·林恩的文章《美国毁灭:全球生产线的真正代价》。林恩在文章中揭示了商品的制造过程已经发展到多么"四分五裂"的程度。像福特公司在密歇根州里弗鲁日那样的巨型工业中心一去不复返了--在那里,制造一辆汽车所需的全部零件都集中在一处。亨利·福特曾经希望监督福特汽车的每个零部件的生产过程,一家综合企业由此诞生:在生产中心的一头,轮船卸下铁矿石;在另一头,雇员们把造好的汽车开进火车车厢。如今,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组装的戴尔计算机使用的4500个零件来自成百上千个供应商,他们分布在从马来西亚到韩国的世界各地,但特别集中在台湾和中国。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许多一提起名字就让人想到雄厚家底的大公司其实只是空壳而已。它们都是些"虚拟公司",除了负责在总部与一批独立实体协调零件流动和资金流动的雇员以外一无所有--那些实体可以分布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适时库存"的生产方法把库存减至几天,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经不起任何(哪怕极其微小的)干扰。比如,当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在"9·11"后关闭时,美国的许多生产线都因为无法从墨西哥供应商那里得到零件而被迫停产。这样一种分散的商业体系只能构建在一个假定安全稳固的世界。如果以为这个世界安全稳固,那可真是天大的误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恐怖主义只是威胁这种误会的冰山一角。经过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亚洲眼下布满潜在的冲突。朝鲜半岛仍然分裂,印巴双方还在就克什米尔问题彼此对峙,中东处于战争边缘。毒品、资不抵债和激进主义威胁着拉丁美洲的稳定。非洲的问题更是纷繁复杂,难以明确描述。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危机重重的世界,林恩惊讶于为什么"几乎没人去问如果这张大网下的某个国家抓住几条线开始猛拉会怎样".他担心,拉网的会是中国。

  2 中国贸易威胁论

  部分美国学者无端指责中国贸易会对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利益造成损害。

  美国学者担心,中国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提高将会导致日本、北美及西欧地区进一步的"产业空心化"--在过去20年中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尤其需要担忧的是两个后果:进口渗透的一个结果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丧失,在劳动市场缺乏灵活性的条件下,这会提高失业率。

  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布拉德·格洛瑟曼研究员和维维安·弗里奇副研究员警告道,随着联合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南亚面临着权力中心北移到一个强大的邻国的处境。支持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人认为数字可以说明一切。但是这些人只关注譬如这个市场有十多亿消费者或者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的大数字,然而一些最重要的数字却小得多。还是忘记几十亿和几万亿的大数字:真正重要的只是这个自由贸易区的"10+1"方式。或者,鉴于中国的突出地位,更确切地说是"1+10".新的自由贸易区除了将把地区决策中心向北转移,它还将改变东南亚实现一体化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组织原则。如果东盟不能进一步加强团结,它将被中国的崛起而压垮。

  鲍瑟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经常与中国在相同的出口品上产生竞争。这种竞争可能非常残酷--世界银行的估计表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的替代弹性很高--可能高达10%.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一些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市场上大步前进,而东盟(ASEAN)---更不要说与中国人口相当的南亚--在同时期没能在世界市场获得类似的市场份额。换言之,如下观点是合理的一-中国的增长部分地是通过"排挤"比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对西方的纺织及皮革制品的出口来获得的。

  3 人民币汇率威胁论

  一些美国学者对于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所承担的角色,经常无端加以指责,断言中国操纵汇率。

  尼古拉斯·拉迪在《汇率与中国的货币政策》一文中认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中国的货币一直都是被低估的。它的经常账户剩余在过去两年里猛增,从2001年的1700万美元,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一下子增加到了2003年的4600万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也高达3.2%.中国在2004年的贸易剩余是3200万美元,而2003年的贸易剩余还只有2550万美元。但是,中国在2003和2004年潜在的经常账户剩余-定远远高于表面上的估计,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经济最近虽然还是在以创记录的速度增长,但它显然已经无法稳定地保持这种速度了。当中国经济最终放慢增长步伐时,很可能的结果是进口增长的下降要比出口增长下降得更厉害,这会使得中国的贸易顺差进一步拉大。这也是1993年到1997年度上一个宏观经济周期内,经常账户顺差逐渐增加起来的模式。其次,很大程度上因为人民币只是盯住美元,人民币在实际贸易中的价值从2002年初开始就在不断地下降。因为那时候美元的价值达到了顶峰。这对实际贸易平衡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不过会有一个时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常账户会进一步扩张。在这两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经常账户的剩余比用目前价值来衡量的水平还要高1.5个百分点。中国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账户的顺差每年都在增加。如果不算上2003年突如其来的大量资本流入,这主要反映了预期汇率被低估的看法而非真的看好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剩余平均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5%.这可以用来计算中国正常的净资本流入。一个经常被用到的检查一国支付平衡的分析框架即是所谓的"低估平衡法",它把汇率的均衡作为在平衡收支的全面均衡的结果之一,也即外国资本的流入加上经常账户被低估的水平,结果应为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广泛地把这套方法用到它对各国汇率的评估工作中去。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中国的汇率水平离开均衡已经很远了。在拉迪看来,为什么中国不重估它的货币?面对大量对外贸易剩余仍然坚持不调整汇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会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相冲突。典型的情况是,一个采用固定汇率而对外贸易很强(弱)的国家,通常不愿意在国内总需求很弱(强)的时候升值(贬值)它的汇率。因为升值汇率(贬值)会增加(减少)进口的需求,并且减少(增加)出口的需求,于是就会对本来很弱(强)的总需求雪上加霜。中国直到2003年甚至2004年的第一个季度都还没有陷入这种困境。2003年中国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是9.3%,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作为GDP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几乎猛增到历史的最高点,这也使得银行贷款的增长创下了记录。简而言之,在2003年,中国处于信贷投资膨胀的阶段,这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3年有关部门不愿意调整汇率,这使得大家都深感奇怪。从调整频率来看,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先后调整过汇率水平。直到今天,中国还总是不变地以"稳定的需要"为借口,坚持采用固定名义汇率的制度,拒绝调整汇率或者引入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这种对于"稳定"的偏好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不成立的。首先,在过去的九年里,唯一能够保持稳定的只有名义汇率。如果考虑到美元对于世界其他主要货币比如日元和欧元的波动,那么采取固定汇率只会使得人民币的价值在基于贸易的国际环境中变得非常不稳定。比如说,美元相对于日元贬值了,那么人民币也不得不随之贬值。其次,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人民币的汇率上进行过多次重要的调整。在1981年的1月份,有关部门在国际贸易时将人民币贬值了几乎一半,因为它引入了一种国际结算汇率,即2.8元人民币兑l美元,而官方的汇率还是维持在1.5元人民币兑1美元。从1981年1月份一直到1984年,有关部门在逐渐贬值官方汇率,一直贬到2.8元人民币兑1美元。这时候才正式废除国际结算汇率。但是官方还在继续贬值人民币,到了1986年的中期,人民币已经贬值到3.2元人民币兑1美元。1986年的7月5日相关部门一下子让人民币贬值了15个百分点,跳到了3.7元人民币兑l美元。在这以后,政府允许出口商保留很大一块他们的外汇交易收入,并且引进一种二级市场,这些外汇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卖掉。到了1989年末,政府再一次大幅度地贬低了官方汇率,这次一下子贬值了21.2%.在随后的五年里面,政府允许出口商保留更大一块外汇交易收入,而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也随之蓬勃发展。接着就是1994年1月份,政府把两种汇率统一了,而只是按照占主导地位的二级市场上的汇率来定购,定为了8.7元人民币兑1美元。两套汇率统一以后,人民币逐渐有所升值,到1995年中期达到了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虽然从此以后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就一直保持在1995年中期的水平,但人民币在实际贸易中的价值永远起伏不定,再没有稳定过。人民币的名义汇率核定为8.28以后,人民币在实际贸易中的价值就开始升值。从1994年初到1997年底,人民币的价值几乎升值了三分之一。而在1998到1999年,人民币又贬值了14%.2000年到2001年,它升值了13%,而在2002到2003年,它又贬值了10%.简而言之,虽然人民币汇率制订者总是表达出追求"稳定"的强烈偏好,但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汇率经验表明,人民币就没怎么稳定过。2002年秋季,中国共产党的16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主要的国内政策环境正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固定的名义汇率。胡锦涛在2002年秋季掌握政权,国内的信用扩张初露端倪。2002年,M2的增长和国内货币贷款的目标是在当年早些时候制定的,是13%,大约相当于1.3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数字在过去几年里都伴随着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实际的数字是16.8%的增长,折合下来是1.85万亿人民币。对货币目标绝大部分的过度关切都发生在第四个季度,即在胡锦涛成为国家主席后不久,2003年的货币目标被定在相对较高的16%的水平,即1.8万亿人民币。换句话说,新上任的领导比他的前任采取了更加强势的增长策略。这种增长也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强力支持。三分之二的领导都刚被调到新的岗位上,他们渴望通过本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塑造业绩,而这一切都需要银行贷款的财政支持。

  少数美国学者甚至鼓吹要对中国采取必要的措施。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保持人民币低值的政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块绊脚石,美国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进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说法,克鲁格曼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政界高官曾不止一次在面对中国的"汇率操纵"问题时表现得畏缩不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会不再购买美国债券。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即使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债券也于事无补了。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储蓄已经过度。假如中国大量出手持有的美国资产,美元汇率的确会在短期内面临下跌的风险。

  4 中国经济模式威胁论

  所谓中国经济模式威胁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12月13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凯西·陈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经济成就的鼓励下在世界舞台上变得更加坚持自己的主张了》使具有代表性。该文指出,经济繁荣不仅使中国的商店里增加了大量新商品。它还使这个国家在对外打交道时更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使全世界各国首领都不高兴。驻香港的一位外交官说:"中国因其经济和贸易规模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地发挥领导作用。它将更多地参与改变游戏规则。"中国官员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态度强硬就是一例。由于他们对他人所认为的美国企图阻止中国在年底前复关一事感到恼怒,中国人上周扬言要取消它过去作出的开放中国市场的所有建议,除非它在复关谈判中如愿以偿。过去,北京和西方玩的是边缘政策游戏。但它最近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它认为世界其它地区需要中国及其市场是事实,因此它丝毫不感到忧虑。有时,中国官员对他们同西方有分歧的问题甚至不再采取礼貌的态度。中国坚持己见的新态度同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有的火热的革命行动主义有着天壤之别。驻北京的一位外交官说:"北京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已从两极格局转为多极格局。中国打算成为一极,或在其中一极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于2010年2月25日对该报与美国广播公司联合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进行了报道,题为《民调显示人们担心美国影响力在中国兴起之际式微》。根据该调查,"当被问及21世纪更多的会是'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时,在经济方面美国人的回答基本持平(41%的人选中国,40%的人选美国),而在世界事务方面,被调查者则更倾向于中国(43%的人选中国,38%的人选美国)。"

  美国学者皮特·凯南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他国产生负面影响,给美国带来了全面的挑战。他在《成为中国奴仆--美国要避免的十种灾难》中断言,"中国经济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全面的挑战,如果美国不能妥善应对,最终很可能沦为中国的奴仆。"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世界民情项目是由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着名政治家牵头主办的一个舆情调研项目,每年都要推出一份世界民意调查报告,2007年的项目是"谁是最大的盟友以及谁是最大的威胁".通过对世界上47个国家的45239人的调查,2007年的民调报告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就一个国家引起其他国家民众的情绪的强烈度而言,虽然美国独占世界鳌头,但是中国眼下已经静悄悄地上升到了第二位。""在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已经出现了美中领先其他国家一大块、并且争夺第一的局面。"报告还注意到,中国在亚洲的平均盟友度高于美国,在中东的威信则远远超过美国,在非洲,美国的盟友度虽然高居56.2%,但中国也达到了37.1%的指标。

  参考文献
  [1]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Pew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Z].200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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